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拉到了眼前，母校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母校的记忆

　　和十几位小学同学相约，拜访了我们的母校——宽街小学，为的是纪念我们五十年前的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

　　很多同学已经走近暮年，平时总是感慨记忆力衰退，但当我们重新踏入昔日的校园，站在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我们的小操场在哪里，音乐教室在哪里，我们曾经上过两年课的那间教室在哪里，校园里标志性的功德碑（王八驮石碑）亭子在哪里——那时我们曾扒着它的窗棂往里探寻，碑上的文字还没有认真地去读过，那可是保存得非常好的一块碑，是我们放体育器材的地方。我们寻觅着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几十年前的少年时光，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是那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宽街小学的前身是清光绪年间为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建的显忠祠，是个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式建筑。解放前改建为怀幼小学，后更名为进步小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定名为宽街小学。2002年学校并入府学胡同小学，现在是东城区教育局房管所，属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1960年入学时，学校所有建筑基本保持原样，后来经过几十年的拆建改造，虽然几个基本建筑还在，并做了外部装修，但与我们记忆中的校园已经相差甚远。

　　说到宽街小学，最难忘的是教过我们的老师们。我们在此就读六年，但班主任只有三位，除了一年级的白老师因当时我们年龄太小，老师也非常年轻，记忆不深外，对二、三、四年级的班主任杨慧云老师（今年已97岁高龄）和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何翼卿老师（今年也已是91岁高龄）都印象深刻。

　　这是两位反差很大，互补性很强的老师：杨老师出身大族，衣着讲究，严厉有加，做事有很高的标准；而何老师更多的是和蔼亲切，更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许多年后，当我们这班学生有幸重聚首，带着感恩的心去拜访年事已高的二位老师时，虽然她们已退休多年，一生教书育人，带过的班级，教过的学生无数，但我们刚报上姓名，老师们竟能马上将我们认出，特别是何老师，依然像几十年前一样，略带河北口音，无拘无束地与当年的学生笑谈。她几乎能将班里大部分学生的家庭方位、父母的高矮胖瘦、谁的兄妹也在这所学校读书，甚至谁的姥姥是否小脚等等都能一一道来，让我们着实感叹老师的敬业精神和超强的记忆力。我想这除了对教育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对学生真正的热爱外，还有两点原因：一是我们这批学生是有史以来在校时间最长的——本该1966年毕业的我们，因为“文革”导致我们1968年才离开小学；二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正赶上生育高峰，在那个孩子满街跑的年代，一家有几个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是非常普遍的事，学生多教室少，变通措施是一至四年级是半日制课程，另半天是上学习小组。那时老师除了家访，到学习小组检查也是经常的事，甚至夏天学生是否午睡老师也会去抽查。那时是真正的就近入学，住的离学校越近被查到的可能越大。老师还会经常在一些被怀疑的男生的胳膊上用指甲划一道，用以检验一下这个中午他究竟是午睡了还是去游泳了。

　　教我们五、六年级美术的老师齐良已，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儿子。能有这么一位家学渊源、艺术造诣很高的大师级人物做美术的启蒙老师，我们可说是幸运的。

　　印象中的齐老师个子很高，总是戴副白手套，骑辆擦拭得锃亮的凤头自行车上班，到学校后将车往亭子旁一靠，潇洒地走进办公室，派头十足，在那个年代可算得上鹤立鸡群，我们对他有点敬畏。我们五年级时开历史课，也是齐老师讲，他是我们小学期间的美术和历史老师。

　　到现在都记得齐老师教我们画牡丹、写美术字时的情景：当你正在按要求尽量去画时，齐老师有时会走到你的课桌旁，并不说什么，只是站在那儿看，但你已有点不知所措，抬头看看他，他会说句鼓励的话，也会拿过你的笔在你画的基础上添上两笔或改动一个地方，马上画面就不一样了。我每次交美术作业时，总有点忐忑，尤其是让画自由画的时候，既不知道画什么，又因为画画儿好的同学太多，总有点自惭形秽。

　　音乐老师徐学静，气质颇佳，用现在的话讲女人味十足。

　　宽街小学的文艺表演是有些名气的，很大功劳要归于徐老师。在她的慧眼挑选和栽培下，我们学校有一支长久不衰的演出队伍，唱歌、跳舞、器乐都很出色。那时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女生独唱、领唱之一，就是我们学校的刘美同学，电影《雷锋》中那首浏阳河、《小铃铛》中的主题歌，以及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小喇叭》的片头曲都是她唱的。

　　器乐也是学校的强项，少年宫的手风琴组对外招生要考试，而我们学校则是免试选送，只因为曾经选送的学生都是手风琴组的骨干。

　　每年“六一”过大队日，文艺演出是重头戏，那是徐老师最忙的一段时间，但总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至今难忘在圆恩寺影院过六一大队日时的歌舞表演《洗衣舞》。

　　退休后的徐老师很长一段时间活跃在北京市老年模特的舞台上，很有知名度。现在徐老师已经92岁高龄，还是有我们这一代的学生不时去看望她。

　　有两位老师给我们上过体育课，一位是杨增荣老师，一位是荣家祺老师。

　　杨老师是飞行员出身，个子不太高但很干练，低年级时教我们体育，可能太小吧，除了队列想不起来练过什么。到高年级时是荣老师教，那时他也是师专刚毕业，十八九岁的样子，人很随和。虽然是师生，但感觉就是大孩子教小孩子在玩，虽然上课听他的，课下从没怕过他，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从最简单的前、后滚翻开始教，到跳箱、跳马甚至射击，领着我们以玩代教。那时最爱上的体育课是夏天他带着我们到什刹海去游泳，一去就是两堂课时间。现在荣老师虽已退休，但还在地坛体育馆做游泳教练，几十年后我们仍保持着联系。

　　因为在学校大队委担任职务，所以除了班主任外，和大队辅导员的接触也多。大队辅导员费元良老师非常年轻，有激情、有想法、有能力，带着当时刚10岁多点儿的我们，把学校的少先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打着三角形的小队旗到景山、什刹海过小队日，是经常能看到的景象；各个班级比着筹划自己教室的黑板报，那是中队委员们的任务；每年六一过大队日时，要发展新队员，那段也是大队委们很忙碌的时候。

　　费老师曾经安排我们这些大队委到低年级去讲队课，像老师一样讲满一堂课，至今记忆犹新。我是五年级时第一次被派去讲队课，前一个晚上拿着队章认真看了看，又在心里准备了两个小故事，上课时面对着比我小三四岁的同学们，先讲了少先队的章程，再讲了刘文学和二小放牛郎的故事，然后教他们怎样系红领巾、怎样敬队礼，结果还没到下课时间，于是就提问几个刚讲的内容让小同学们回答，居然将40分钟填满了。现在想想都挺有成就感。至今，几届大队委员们，不论在国内或国外，还经常与费老师聚会，师生关系里融入了更多的亲情。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绝大多数学生没有条件上现在所说的素质教育课，但在众多老师无私教导下，大家德、智、体全面发展，虽然我们这一代只上了小学六年的课程，可就是这几年奠定了我们人生的价值取向，使我们在后来几十年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和人生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善良、进取、勤劳的本性。在这里，我要代表许多同学向文中没有提到的，但同学们并没有忘记的许孝珍老师、孙绪秀老师、童若昭老师、王秀玲老师、李致和老师、刘婉茹老师、贺红老师、张金程老师、乔世桢老师等等，表示虔诚的问候，你们是我们的人生启蒙老师，五十年后，让我们再说一声——感谢你们，老师！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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