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开始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寻找这种进退维谷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无处不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A Report to an Academy)中那只被困的猴子历尽苦痛终于学会如何融入人类的世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Josephine the Singer， or the Mouse Folk)中主人公吱吱作响的音乐支撑着一个不幸的民族;《审判》中的约瑟夫·K则被一部自己一无所知的法律判了死刑——这里每一个角色都是困在犹太身份中的卡夫卡的化身。最重要的是，卡夫卡对法律无比痴迷，站在复杂难解的司法系统面前，他倍感困惑，这种心理感受实际上已经上升到神学高度了，究其原因，这都是他心中犹太法律已经迷失，不可挽回的结果。

　　尽管如此，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作为犹太人所感受到的、被巴林特称作“根深蒂固的漂泊不定感和缺位的归属感”的这种经验，视作一种现代人都会遇到的普适性体验。与传统脱节、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体系下生存、冷不丁地成为暴力的靶子，这些事情几乎横扫了二十世纪。德国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预言，描述了“未来的集中营的样子、将来法律任人拉扯的命运……以及许多个体瘫痪的、无能的、被煽动的、垂死挣扎的命运。”这位作家的姓名已经成了一个形容词，成了一种预言，给那个所有人都将面对的命运冠上一个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的手稿归根结底是被送到德国还是以色列已经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