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前七年的盛夏，一个孩子在黑龙江甘南县呱呱坠地，那洪亮的哭声仿佛让人们感觉到了他的秉性。

　　是的，他性格真的倔强。这倔强负载着祖辈的遗传因子，也照应着他走向成功的漫漫路途的艰辛与险恶;同时，也是他艺术风格和人生品格的支点。

　　他就是当代画坛著名水墨画家杨松杰先生。

　　1945年杨松杰的家迁到离甘南不远的齐齐哈尔市。他的童年、少年在这里度过，他也从这里走上工作岗位。一直到1984年去哈尔滨铁路局文联任副秘书长工作，38载的人生金色年华都留在了齐齐哈尔。

　　“我就是想当一名画家。”从小的爱好使他早早就立下这个远在天边的目标。他还是个“小胖墩”中学生的时候，便整日背个速写本到处跑。有的同学嘲笑他，他也不理会，只是更憋足了倔劲，暗下决心：“将来非成个大画家让你们看看不可。”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五十载斗转星移时空变换，然而他画速写的这一良好习惯一直未变。他画的速写一本摞一本，还有在烟盒、包装纸一类的纸头纸脑上画的，估计有几万幅。有些速写几乎可以作为创作的草稿，他在华山写生，一幅幅速写，生动反映华山的雄奇瑰丽;他随黑龙江美协沿黑龙江界河采风，一张张速写连起来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长卷。旅客列车上的老人，草原上的姑娘，窗外的老树，塘里的残荷，一一被他收入速写本。他说：“这些速写是个宝，够我享用一辈子。”

　　1961年，是他高考之年。论绘画基础，论天赋，他都是一流的，离圆上艺术院校的梦只差一步之遥。然而，阴差阳错，他竟然落榜了。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像挨了一闷棍，一下子懵了。这下完了，还怎么成大画家了?成不了画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甚至想到死。最终还是理智和倔强战胜了冲动，“我就不信不上艺术院校就成不了画家。”是的，可以成，画界不乏其例;然而，不知他当时想没想过，这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这将是一条十分漫长十分艰辛的攀登之路。

　　他的追求他的倔强最终让他选择了这条路，而且出发了便永不回头。他后来说，“我能走到今天，在绘画领域能得到业内与社会的认可，可能得益于我憋了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如果当时没遇到这样的挫折，大概还走不到现在这样。”

　　杨松杰还算幸运，从1961年招考入铁路，便处处与绘画结缘。先是挂着列车员的职名，干美化列车的工作，而且有机会随车四处跑，大开眼界。1966年他被调入铁路局文化宫，任美术员。这个工作琐碎繁忙，晚上七八点钟下班是常事。但是，杨松杰从不敢懈怠，干好本职工作之外，再累再乏，回家依然坚持画画，每天都要十一二点睡觉。一个四口之家，在那仅十平方米的小屋中，去了他画画的地方，哪还有余地了?爱人理解他，孩子不打扰他。

　　看上去杨松杰并不灵，可他画画确有灵犀;看上去杨松杰并不笨，可他画画却尽下笨功夫。

　　著名美术评论家刘骁纯博士说：“如果说艺术有以灵气取胜者，有以功夫取胜者，杨松杰则倾向后者……他一直在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阶一阶地向艺术的更高水平攀登。他下了笨功夫，随着功夫的积累，灵气也逐渐生发出来。”

　　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先生曾在评论杨松杰的文章《意在北方》中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作画‘框框’不多，胆大心细，有着北方人那种率真、豪朴的气质，能凭一股牛劲向某个目标进取。”

　　从1961年到1972年敲开恩师黄胄家的大门，将近十年时间，他在绘画艺术的山脚下起步，一步一步摸索着向前爬行。尽管也有好的作品出现，也有奖杯与花环，然而他心里明白，这只是起步，只是在打基础。要成为一位真正的画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在学院走出的画家来说这段路着实长了好多，但对于杨松杰来说却是深深扎根的过程，是“熬”(杨松杰说“真正的功夫是修练、熬出来的”)的文火阶段。根深才能叶茂，根有多深，树有多高。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有目标的人也会自己创造条件。1972年秋天，中华大地还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中。杨松杰与画友杨秀坤决定进京拜师。他们当时很崇拜国画大师黄胄先生，苦于投师无路。刚巧，杨松杰的堂兄杨庚新刚从中央美院毕业分配到荣宝斋搞书画鉴定，在堂兄及其同学的帮助下，他俩辗转找到了黄胄的家。

　　七十年代初。文革还未结束，被文化大革命洗礼过的人们还视“牛鬼蛇神”如虎一般远而避之的时候。当时，黄胄还背着“驴贩子”的黑名，杨松杰与画友杨秀坤敲开黄胄家的门，黄胄见到两个年轻人，心中犯疑，生怕是造反派来搞什么名堂。二人说明来意，尤其是把收集到的黄胄画作的出版物统统摆在桌上时，两个年轻人追求艺术的一片苦心灼然生辉，黄胄深深为之感动，收下了这两个学生。他俩当时都在铁路搞美术工作，进京较方便，只要有出差机会，他们就去求教黄胄老师。

　　杨松杰从此师从名家，成为黄胄大师的入室弟子。这为他在艺术天空翱翔插上了强健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