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伯的故事

小 五

 

父亲的五哥，我的五大伯，是我最敬仰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五大伯是武工队长，他英勇机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活跃在晋察冀抗日战场，令鬼子闻风丧胆，人称“倪阎王”。鬼子悬赏一万块大洋买五大伯的人头，可小鬼子怎么能逮得着大智大勇，深受人民爱戴的五大伯呢！

父亲常说，他和五大伯是“战友加兄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怀着抗日救国的信念，父亲跟着五大伯投奔抗日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是新华社记者，没有像五大伯那样身经百战：参加了晋察冀军区历次反扫荡斗争和百团大战，因此父亲对五大伯非常敬重。父亲常常给我们讲五大伯打鬼子的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五大伯是那么高大，那么传奇。我们为有一个英雄的大伯而骄傲，自豪。父亲心爱的钢笔，是五大伯从鬼子那里缴获的。

在五大伯打鬼子的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

一次，五大伯被鬼子追赶，跑进了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下，五大伯硬是推倒了一堵墙，眨眼工夫就消失在青纱帐中，把鬼子气的吱吱哇哇乱叫，又无可奈何。

解放战争时期，五大伯参加了解放石家庄及平津战役。

抗美援朝战争中，五大伯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参加了一、二、三、四次战役。回国后，他又送给父亲一件战利品——美国鬼子的呢子军大衣。

从朝鲜回国，五大伯在24军和66军工作。在197师任政委时，带领全师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在蓬蒿遍地、芦苇丛生的渤海之滨创建了全军闻名的柏各庄农场。

1971年初，我在呼和浩特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五大伯时，不免有些失望：他中等个头，并非想象的那样高大魁梧；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他会笑眯眯地听我们小孩子们喋喋不休胡扯八道，怎么看都不太像能吓到鬼子的“倪阎王”。

五大伯是职业军人，但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我是在文学家艺术家云集的大院里长大的，对文化人洒脱飘逸的气质和睿智幽默的谈吐早已习以为常，但五大伯的通古达今，能诗善文还是令我惊异不已。

五大伯一生勤于学习，博览群书。他的书，自然以军事题材的居多，另外，政治、工业、农业、甚至书法，各门学科，无所不有。记得有一本厚厚的，被苏联誉为“军神”的朱可夫写的论战争的书，我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个俄国佬怎么起了个中国人的名字呢。

五大伯的生活很简朴，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一作风也始终没有丢。穿衣自然是军装，饮食非常家常。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吃过生猛海鲜，山珍野味之类。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边吃花生边聊天，五大伯手里的花生掉在地上，他立刻起身四下寻找。我们说，一颗花生，找它干啥。五大伯不听我们的，拉开椅子，又搬开桌子，非要找到那颗花生不可，我们都笑他。花生终于被他找到，他拣起来就吃了。

五大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干什么事都很认真，从不以权谋私。

我和姐姐在兵团七年，战友们都说我们肯定能被推荐上大学，可我们一直到回家乡后，才靠自己的努力考的大学。五大伯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我姨妈家的两位表姐（保定知青），都在条件艰苦的农业师，姨妈当然知道五大伯在兵团司令部任职，可她从来没有张口请五大伯帮过任何忙。姨妈姨夫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人，他们那一代人大都那样，为自己的私事，羞于张口求人。我和姐姐赴内蒙前，父亲交代我们“不能向五大伯提任何要求，火车票也不能让公家报销，因为你们是后门兵。”

我父亲在北京工作时的老同事，全国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儿子在内蒙兵团农业师，那孩子找到呼市来，请父亲帮忙办调动（我父亲曾到内蒙看我们），最终五大伯也没给他办。

五大伯对自己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的五个子女：两个在兵团、两个参了军、最小的女儿当了工人。

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从南京回到郑州工作，五大伯已经离休，从石家庄来我家玩儿。因为五大伯曾就读于南京一所军事院校，我就大谈南京的的名胜古迹如何如何，可五大伯居然哪里都没有去过，我说怎么可能啊？五大伯说，在南京，是学习，不是旅游，哪里顾得上游山玩水。

五大伯以他的勤奋自勉，廉洁清正；热情真诚，重情重义；读书不辍，求其终生；刚直不阿，宁折不弯，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

说了这么多，忘记告诉大家我的五大伯是谁了，他就是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倪子文。